第一批走向荒原的大學生

在黑土地的早年開發中，可以隱隱地聽到來自祖國各地大學生的堅實的腳步聲。

　　他們人數很少，不能與榮軍、農建二師、鐵道兵部隊的眾多復轉軍人相比，三三兩兩，甚至孤身一人，背著行李，來農場報到了。就象一滴水珠流人大海，無聲無響。他們離開城市和學校時，也沒有像青年墾荒隊那樣受到全市人民的熱烈歡送。然而，這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墾荒隊伍，舉足輕重。

　　從1946年開發黑土地以來，短短十年間，先后有一批大學生響應黨的號召，來到了北大荒。建國前的大學生大都是因建場急需而提前畢業、抽調來農場的。1950年，東北機械農場管理處曾組成“南下招聘團”到各大城市招聘，或到各大專院校去“聘定”應屆畢業生，共235人。1951年起，全國歷屆高等院校畢業生則由國家統一分配來北大荒。其中有華中、西南、華南、西北等地農學院，尤以北京農業大學、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南京農機學院、南京農學院、沈陽農學院、東北農學院、吉林農業大學畢業生居多。1947年6月創建的松江省營第一農場副場長劉岑，是北平大學農學院學生。他是帶槍的大學生，先是投筆從戎，繼而走向荒原。同年12月創建的通北機械農場，先遣組建點不久，就派去了一名大學生，名叫朱龍飛，26歲，東北大學畢業。1948年，成立了東北政委會農業部，農業部副部長張克威曾留學美國明尼蘇達州大學農學院，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畜產品制造專業畢業。當時，農業部接管了東北屯墾總局及其所屬曳引(拖拉)機管理所(東北機耕大隊)、鐵西農具廠等單位。其中農機專業人員120人，農林牧水利氣象專業380人，參加學習班，繼而招聘錄用。同年11月20日，張克威派出他的秘書豐年到鶴山創建機械農場。豐年挑選了六名大學畢業生組成先遣隊。他們是：原奉天農業大學欒寶琛、金玉璞，原哈爾濱農大袁希震，原長春畜牧獸醫大學任殿鴻、孫魯石、高廣智。

　　這是共和國誕生前大學生分配**多的機械農場了。九人的建場先遣隊竟有六名是大學畢業生，知識不可謂不密集!

　　1949年2月，春節剛過，豐年帶領先遣隊一行9人，連同一車農機具及生活物質，踏上北去的列車。28 El，到達了鶴山車站。沒有住房，他們就暫住候車室。第二天，就開始了荒原勘察工作。六名大學生中只有一人學農，另五人都是學獸醫的；但是，為了開荒建場需要他們就什么都干，邊干邊學。3月3日，先遣隊9人就在雪深三尺、荒無人煙的曠野上，支起了第一頂帳篷，并鳴槍三發，宣告農場的誕生!

　　荒原野獸成群，大學生見到狼就鳴槍。有一次，在茫茫雪地里，由于視線不清，差一點把隊員當成狼，險些誤傷。白天勞動一天，到晚上休息時鞋已凍在腳上脫不下來。多少天都不洗臉。穿衣而睡，生的虱子滿身爬，只好夜里脫下來放在雪地里凍，凍不死就用火烤，烤得虱子叭叭響，就像炒豆子一樣。做飯用的是雪化水，春天一來，雪沒有了，便掏開拓團遺留下來的舊井，不料井里有兩具尸骨和一些槍支，經過幾次洗刷，井水仍有臭味，沒有辦法，在新井沒挖好之前，就吃臭水度過了45天之久。這就是早年大學生的墾荒生活。

　　這個戰斗集體(后來又到了40名拖拉機學員)，除欒寶琛剛過30歲，其他都在20歲上下，是一個朝氣篷勃的戰斗隊。大伙團結的象一個人，有衣大家穿，有錢大家用，不分你我，親如手足。開荒建場的任務是艱巨的，工作量非常大。每天都要勞動十五六個小時。由于生活苦，在當地找不到幫工。所以，做飯、趕車全是大學生自己干。當時金玉璞趕大車，孫魯石做飯。直到新井打好了，天也轉暖了，才找到做飯和趕車的幫工人員。麥收開始，第二批拖拉機學員40多人也到了，全場職工達到80多人。

　　八一建軍節那天，豐年場長和大伙在活動房前合了影。他是從晉察冀邊區來的，高個子，有口才，開會不管有多少人，都愛聽他講話。沒有官架子，很少有人叫他場長，都親切稱呼他為豐年同志。他對知識分子非常重視。當時他的愛人王娩(抗大畢業)也來農場安家了。為了讓大伙安心建設農場，豐年悄悄地去把大學生的家屬接到農場，一共來了六戶。從此，農場有了婦女和孩子，有了新的生機，金玉璞的女兒金旭光就是那年11月生在鶴山的。

　　當年，農場開荒3萬畝，播種9045畝，還蓋了辦公室、家屬宿舍、馬號、食堂，蓋了十座糧庫，可盛糧400噸。農機具是從沈陽帶來的，有美制的萬國、福特、法爾毛6臺，還有從蘇聯進口的納齊拖拉機10臺、康拜因3臺和播種機、五鏵犁等。年底打了糧，人了倉，人住上了房子。這些土拉合辮房子很簡陋，但在當時能住上就算是享福了。農業部杜者衡部長來農場檢查工作很滿意，他說：“當今社會上，除了解放軍，就是你們**艱苦、**革命了，向大自然革命也是一場歷史革命呵!

　　當年鶴山農場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三個德國人，抵不上半個大學生!”原來1949年開秋荒，考慮到生產需要，張克威副部長從哈爾濱聘請三名懂農業機械和農業生產的德國人，來到鶴山農場做技術指導。這三個德國人，一個叫斯利，原是哈爾濱市孔氏洋行的經理，會講中國話，也懂日語和英語，來場當技術顧問。另兩個是父子倆，叫老里巴特和小里巴特，來場主要幫助訓練機務工人。這三人來場后，態度比較傲慢，指手劃腳，生活上要求又高，要吃面包、香腸。他們對農場使用的蘇聯機械很反感，說蘇制的拖拉機和牽引康拜因不適合在當地作業。經過一段時間，大伙反映這三個德國人沒有真心誠意幫助農場開荒生產，生活上又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就打發他們回哈爾濱了。

　　然而，大伙對來場的六名大學生卻普遍贊揚，說他們沒有一點架子，跟工人一樣干，還干在頭里。肚子里還真有貨，誠心教，虛心學。大伙把任殿鴻(農場辦公室主任)、金玉璞(經理科長)、孫魯石(農業科副科長)、袁希震(作業區主任)四人，稱為“四大弟子”，對當總農藝師的欒寶琛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袁希震是學獸醫的，當時農場還沒有發展畜牧業，就讓他辦拖拉機訓練班，帶領伐木隊上山。他都無條件服從，而且樣樣干得認真。1950年冬天，他帶領40多名身強力壯的伐木隊員，向離場100多里地的尖山(現尖山農場)以東深山挺進。在深山野嶺里，他和隊員們吃住在帳篷里，與風雪為伍，以苦為榮。有一次，伐木隊的糧食快盡了，為了不影響伐木任務，使隊員們免受斷炊之饑，年僅25歲的隊長袁希震便背一支槍，深夜下山，只身一人在雪野里徒步跋涉，不怕野獸，不怕迷路，一夜行程百里，趕回場部取糧食。當人們看到他時，他就像一尊會動的雪人一樣，渾身皆白，眉毛、胡茬都掛滿了霜花，腳穿的氈鞋底都磨穿了，腿和胳膊都僵直了。大伙見了，都感動得落下熱淚。

　　劉景龍，原奉天農業大學學生，“八·一五”光復，人東北大學農學院森林系，后隨流亡學生南下，在北平等待老家解放。1949年1月31日，我解放軍舉行了“和平解放北平”人城儀式。24歲的劉景龍雀躍萬分，知道流亡生活即將結束，要回東北參加家鄉建設了。果然不久，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召集流亡在北平市的東北四大院校全體師生開會，軍代表錢俊瑞告訴師生們：全國快解放了，新中國即將成立，要求東北流亡在北平的同學們參加南下工作團，或返回東北復課、參加家鄉建設。結果，劉景龍和絕大多數同學一樣，要求返回東北。

　　2月20日，一列專車將劉景龍和同學們遣返東北。他們還被告知：凡東北大學和長春大學兩校農學院學生，均由東北行政委員會農業部接收，在原東北大學農學院舊址(沈陽市塔灣)，參加東北農業干部訓練班。劉景龍從此跨人了革命隊伍。班主任是一位中年婦女，名叫齊云。兩個月后的一天，齊云打發通信員將劉景龍找了去，談組織對他的工作安排阿題。劉景龍十分激動：訓練班尚未結束，就提前分配他的工作了。這表明組織上對他的信任。

　　齊云說：“北滿一帶有一片原始荒原，亟待開發，建設國營農場。農業部決定先從你們班里提前結業四五十人，組成建場大隊，赴北滿選擇適于建立農場的大片荒原。任務完成后，還要以你們為骨干，組建公營農場管理機構。隊伍已經出發了，上午部里來電話，還需要一名學林業懂測量的畢業生。經我們研究，認為你是**合適的人選。”

　　這樣，劉景龍就從一個學林業的畢業生，跨進了農墾的大門。他的第一位上級是選荒建場大隊長孫誼，這位轉業軍人比他還小一歲，領他上了火車，奔赴當時的選荒現場――通北機械農場。在火車上，這位年輕領導人對劉景龍說：“我是當兵出身，搞選荒建場我不懂。但我知道，干哪行都離不開技術。分配來的45人，只有5人是農藝系畢業生，而且都不懂得測量。我先讓兩位副大隊長帶隊出發了，我就留下來指名要你來的。”他還向劉景龍介紹了兩位副大隊長的情況。一位叫趙柏，原來是農業部農產處技佐，對耕作、栽培、土壤、肥料等都在行，是原奉天農大的畢業生，如今抽他出來當副大隊長，領導兩個中隊，負責北安、德都、海倫、安達一帶的選荒勘測；另一位陳國珍，帶領一個中隊，負責黑龍江省西南一帶(即現吉林省白城子地區)的選荒勘測。至于他自己，則帶領一個中隊，連同劉景龍在內，負責訥河、嫩江一帶(即九三墾區)和鐵力＼慶安一帶(即現鐵力農場)。

　　劉景龍懷著激動的心情，一邊聽，一邊打量著這位年輕能干的大隊長。心想：一場豪邁的荒地勘測事業就要開始了……但，他絲毫沒想到一千就干了四十年!

　　在孫誼帶領下，選荒建場大隊全體隊員在通北農場集合。由周光亞等農場領導人介紹建場經驗，并參觀農場規劃雛型。

　　孫誼還特地讓劉景龍向大伙講授荒地測量和制圖的基本知識和要求。大伙集體討論并統一了方法步驟和工作要求之后，以中隊為單位，奔赴各自分擔的調查現場。于是，這批早年的大學生們晝夜兼程，深入渺無人煙的荒區，徒步跋涉，披荊斬棘，風餐露宿，為未來的農場搞勘探、測量、規劃、設計……從一個荒區走向一個荒區。

　　這里，不妨實錄一首早年流傳下來的一名勘測隊員寫的詩篇：“捏滅晨星，踩碎晚霞，／一架儀器，兩根標尺／量遍海角天涯／云離圓月，影伴殘蠟／一頂帳篷，幾張疊床／送走嚴冬酷夏……”

　　劉景龍這個中隊共12人，在大隊長孫誼和中隊長郭回天的帶領下，勘測了訥河荒區；繼而乘火車來到老萊車站，步行跋涉，開始對訥嫩荒區進行踏查，從第一站、第二站……**后到第八站(即“二八洲”――日語“萬里長征”的意思，現尖山農場第五隊所在地)……此行收獲頗大，估計可墾荒原百萬畝!

　　接著，他們又從雙山乘降所上火車，前往鐵力縣。正是“鐵山包”縣太爺孫紹文接待了他們，詳細介紹了這片荒區的歷史和自然概況。他們踏遍了北關門嘴子、王楊、田升等地成片荒原，接著進入慶安縣歐根河一帶，共完成40余萬畝荒原調查任務。

　　當劉景龍等勘測回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國營農場管理機構――東北行政委員會農業部機械農場管理處成立了。首任領導便是原東北大學的畢業生顧紹雄。顧紹雄處長聽取了四個中隊選荒建場的匯報，在10多項調查成果中，首先選中了嫩江縣雙山荒區建立機械化農場的建議。不久，他在會上宣布成立赴雙山地區籌建機械農場(即“八?一五”農場)的決定，籌建小組有三名成員：第一副場長李曉南，副場長孫誼，另一名就是劉景龍。

　　劉景龍聽了，覺得意外，細一想，也就明白過來。原來自從他和孫誼在選荒建場中的朝夕相處，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選荒任務完成回沈陽后，孫誼幾乎每天都找他研究工作，并多次表示要共同干一番事業。顧紹雄在會上還專門表揚了劉景龍：“這個建場先遣隊共13位同志，有劉景龍同志，還有他的愛人趙志偉，他倆是前去安家落戶的，是扎根的，是去開天辟地的。希望大家都要學習他們夫婦的革命徹底精神。”

　　在熱烈的掌聲中，劉景龍內心頓時涌出一股暖流。然而，這位年輕大學生對黑土地的踏查并沒有結束。他隨李曉南、孫誼去雙山創建了“八·一五”農場的翌年4月，又奉命來到東北公營農場管理局，接受組建國營農場土地測量隊的任務。他和同班畢業的同學李成烈一起，從所屬農場抽調20多人，組成了這支隊伍；繼而分赴鶴山、通北、薩爾圖、永安等農場進行了為時4個月的荒地和草原測量工作。

　　1954年8月，他又奉省農墾廳房定辰廳長之命，配合王震將軍籌建鐵道兵墾區的急需，赴三江平原勘測，歷時3個月，踏遍了密虎寶饒荒區和完達山南北麓。1955年3月，他又奉命為新建的友誼農場，擔任第二分場鋪圖測量小組組長，進行現場鋪圖任務。1956年，他又奉省土地利用管理局局長王世英之命，擔任土地規劃第三專業隊技術指導員，對黑河荒區選建新的農場，并負責愛琿一帶的地形圖測量。翌年，又對紅色草原、查哈陽、大西江、紅五月、旭光、泰來和齊齊哈爾等農牧場進行了場界、場內土地勘測規劃任務。

　　無法統計他的工作量，也無法統計他跋涉過多少山巒、河流、沼澤和荒甸。在這浩瀚的選荒建場的工作量和無數測圖中間，包含著他多少艱辛、汗水和心血！

　　40年后，劉景龍老人深有感觸地說：“我就這樣從一個學林業的畢業生，一腳踏進農墾的大門，并且一氣干了40年，沒有回老家探過親，沒住過醫院。每當看到早年踏查過的荒原，矗立起一個個農場。渺無人煙的北大荒，變成北大倉的宏偉現實。我感到，這40年來的苦沒白吃，汗沒白流!”

　　“有女不嫁墾荒郎，日日夜夜守空房。”

　　這句／頃口溜，判定了走向荒原的大學生們的愛情和家庭生活的坎坷多舛。他們的愛情總是姍姍來遲，成了家也是“牛郎織女”的命。要想在早年開荒建場的大學生嘴里，掏出有關他們的愛情生活的細節，是有困難的。也許是知識分子，又年過半百或花甲了，不屑談早年那些婆婆媽媽和卿卿我我的事。

　　幸好寧振亞并不計較這個。他講述了坎坷的愛情生活：“我們老大學生戀愛和婚姻得坎坷，與北大荒的開發休戚相關，可歌可泣。1957年，我從農學院分配到密山裴德，報到不久，就到烏蘇里江畔的虎頭和大王家去搞土壤調查了。住了兩、三個月帳篷。幾個單身漢回來過春節，總算熱鬧了幾天。春節一過，我們踏著冰雪，又去黑龍江畔勘查荒地――當時，鐵道兵農墾局要在那里籌建勤得利農場；又住了七、八個月帳篷和馬架。就象《老兵新傳》電影里唱的那支歌：‘北大荒，真荒涼，鵝冠草，小葉樟，又有狍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青年人在沼澤地里轉悠，一年四季連個陌生人也見不到，哪能巧遇大姑娘呀?那年，放棄了找對象的念頭，把全部身心傾注在沼澤地上了。

　　“大學生想打一輩子光棍嗎?不!當禁色絕欲的出家人嗎?也不!我們是一群有血有肉、感情豐富、而且文化素質較高的年輕人，我們象盼陽光和黑土地一樣，盼望愛情悄悄地來到自己的身邊。同我從學院一起分配來的十八名同學，他們之中有六對成了戀人，工作兩三年，都先后結婚了。沒有對象的，也紛紛給外地的同學拉上了線，快成家啦。在老同學舉行的簡易婚禮上，新郎新娘幸福地介紹戀愛經過，居然請我這個‘光棍委員會’成員談體會，談成家打算。我只好紅臉地回避，內心抵制不住又燃起愛情之火。經過幾次婚禮‘取經’，我也悄悄地觀察姑娘們的聲容笑貌啦。

　　“在動蕩的開荒建場、踏查荒原的生活里，我耳聞目睹許多成了家的大學生，不象個有家樣。夫妻兒女難得團聚。文炳世兩口子，結婚多年，不是男的出差，就是女的下場，中秋節也難以團聚。鄒炳清結婚十多年，愛人在四川，長期分居兩地，每年像牛郎織女相會一次也很難。他們的妻子臨盆分娩了，男的還在遙遠的交通閉塞的荒地趕不回來，只好委托鄰居或親人侍候月子。許多同志都說自己是不稱職的丈夫和父親，看到這活生生的現實，我不禁也熱淚盈眶。同時，心里也在尋覓一個知音來結成終身伴侶。可是，那些年，頻繁的遠征勘測任務，從三江平原到呼倫貝爾草原，從北大荒到海南島，又到大涼山區支援……使我剛剛拉起來的情絲，斷了一根，又斷一根。有的因書信多次沒及時傳遞到我手里，引起對方誤解而中斷。有的鴻雁傳書一二載，書信也有數十封，可涉及我的墾荒生涯，要求對方作一點奉獻和犧牲，情絲又斷了。

　　“勘測隊員談情說愛的方式也許是獨特的。他(她)們沒有花前月‘下的散步，沒有情意纏綿的竊竊私語，他們更沒有充裕時間和精力陪同自己的情人壓馬路、逛公園。他(她)們主要靠鴻雁傳書來交換信息和溝通感情，靠兩地的思念、美好而豐富的聯想和遐想，來彌補實際愛情生活中的空白。就是有了難得的見面機會，他們傾訴愛慕之情，也是心直口，決，速戰速決，不搞什么九曲回腸迂回戰術。

　　“我過了十二年單身漢的動蕩生活，飽受了艱苦歲月和政治磨難，終于，姍姍來遲的愛情突然降臨到我頭上。那是1968年底，‘文化革命’第三年，經一位好心的‘紅娘’穿針引線，我和一位姑娘在信中相識了。她叫王秀云，比我小六歲，也是農學院的學生。我的母校老同學還當她的輔導老師。我倆都是大齡男女了。學的同一專業，干的又是同行，有許多共同語言。經過三次通信和一次見面，彼此情投意合，很快就結婚了。就像《李雙雙》電影里喜旺說的：是先結婚后戀愛。結婚那年，我已三十歲，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有五、六歲的孩子啦。

　　“我三十五歲那年，妻子剖腹產，生了一個女兒。1979年，我又重返農墾設計院，先后參加了洪河、二道河和鴨綠河三個現代化農場建場的土壤調查，1989年還去內蒙鄂倫春自治旗的高寒林區搞土壤普查……這樣，又重度早年那種夫妻分離的生活。新婚不如久別，久別后的重聚，老夫老妻的恩愛是要勝過新婚的。成家二十年啦，妻子全力支持我的野外作業，主動承擔了全部家務勞動和撫育女兒的責任。她在專業上還承擔繁瑣的內業計算”和繪圖工作，有時還要下農場或荒區執行勘測任務。”

　　類似這種事例，在北大荒是俯拾即是，不僅僅是大學生。為了開發黑土地，他們有的錯過戀愛時機，有的中斷了情絲，有的推遲了婚期，有的成了家卻顧不上……把人生**寶貴的青春歲月獻給了黑土地。

　　1957年4月20日，《中國青年報》在頭版刊登一封南京農學院農學系34名應屆畢業生寫給高教部長蔣南翔的信：

　　“我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心愿，希望參加祖國邊疆的建設，去開發沉睡的處女地。在黨的培養和老師的教導下，我們懂得了應該怎樣選擇自己的志愿。我們要去邊疆是一個艱苦的地方。在那里，冬天有零下四十度的嚴寒，地區荒僻，人煙稀少，住帳篷，吃粗糧……但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們將帶著勞動的雙手去建設起荒地上的新生活，用火熱的心燃燒起大地的青春。我們是祖國未來的農學家，我們立志到邊疆去成家立業，干上一輩子!”

　　信寄出了，同學們一直盼著回音，議論著蘇聯援助的友誼農場已經建成，王震將軍又帶領鐵道兵開進了北大荒，一批有志氣的墾荒青年也在荒原上建起了集體農莊……他們越談越興奮，磨拳擦掌，好像馬上要出發似的。

　　南京農學院這屆畢業生的分配去向是江浙一帶的農科所和中專學校。可是，怎么能不支持青年大學生的熱烈要求呢?再說，北大荒墾區也一再要求高教部多分配一些大學生來。高教部終于決定分配南京農學院七個名額給北大荒。

　　七比三十四。名額太少了。同學們就爭呀吵呀，誰都要把這艱苦而光榮的擔子擱在自己肩上。終于，名單公布了：呂士恒、胡家祿、汪炎炳、宮英堤、吳楓、程余生和劉祥(劉祥后因工作調動離開了北大荒)等七名同學被光榮批準了。

　　國慶節前夕，他們背著行李卷，帶著一大摞農業技術書，登上北去的列車。路過北京，特地在天安門前的那頭石獅子前合了影。一個個英姿勃發，信心滿懷，仿佛在向黨和人民宣誓：要在北大荒干上一輩子!

　　黑土地迎接著這批年輕大學生。他們在鐵道兵農墾局報到后，就分配到所屬農場了。剛創建的鐵道兵農場，除了幾個馬架、幾間草房，就是茫茫原野。農業技術員的主要任務是盡快踏查荒原，摸清它的脾性，以便上人開墾。

　　呂士恒在校是個學生黨員。老家浙江東陽。高個子，黝黑的方臉盤，看上去簡直就是個樸實的莊稼漢。他到八五四農場農業科報到，第三天就背上行李，帶著干糧，向30里開外東大崗的荒地進軍了。走著走著，一道飄垡甸子橫在面前。他把一根繩子的一頭捆在自己得腰上，另一頭讓同行的一個同志牽在手里，摸索著前進。硬是在沼澤地、野草叢生的地方探出了一條毛道，留下了第一道腳印。他們調查土質，用步量地，邊走邊畫地形圖，設想著水利工程方案，初步確定分場和生產隊的建點方位。白天踏察，夜晚用帆布一擋睡覺。整整忙乎了半個月，規劃搞出來了。緊接著，他們帶領60多名鐵道兵開進這片足有一萬多畝的荒地，開始點火燒荒。

　　1957―1958兩年，呂士恒和伙伴們一起踏查了10多萬畝荒地，在這片荒地上建起了兩個分場和十幾個生產隊。在渺無人煙的地方留下第一道腳印是艱辛的。但，喜悅和幸福正孕育在這艱辛之中。過去在學校書本里得到的知識，與黑土地的農業生產實踐一合拍，就會升騰起無窮的力量來。當看到踏查時的地形圖上，標上了分場場部和生產隊(村落)的名字，他就像喝了蜜一樣，心窩里甜滋滋的。

　　地開出來了，可是什么時候播種?怎樣播法?種什么作物好?這些現在看來**簡單的問題，可當時在鐵兵們的農場里誰也回答不上。分在八五二農場實驗站的王炎炳，就邁開雙腳深入到附近老鄉家，拜人為師，虛心請教。這位出生在浙江桐廬的大學生，漸漸地打開了從書本知識和老農經驗之間的通道，了解到北大荒與南方完全不同的耔、扣、豁等耕作措施結合機耕的特點，一點一滴地積累第一手資料，指導大面積的機械化生產。

　　1960年，汪炎炳到北京開會。王震部長聽說北大荒來人了，就請他到家里作客。當時，正是遭受自然災害的嚴重時刻，汪炎炳心情十分不安，他向王震詳細地匯報了農場生產情況，心里七上八下，生怕挨克。誰料王震深沉地說：“當前，國家有困難，我們在具體政上有許多嚴重缺點，有許多不是實事求是的，搞了許多不應該搞的工業，要干辦不到的事，無條件的事，造成嚴重的損失和浪費，是要負責任的。”接著，又勉勵說：“困難關頭，干部更要關心職工生活，大伙同心同德度荒年。困難是暫時的。”

　　1964年，汪炎炳被調到東北農墾總局科研所當栽培組長。七年來的生產實踐，他的知識有了飛躍。他連續兩年深入到友誼農場五分場二隊，研究小麥和大豆的生長規律。1974年，他又來到友誼農場五分場八隊蹲點。初春，他和生產隊職工研究小麥播種措施；麥苗出土后，又共同制定田間管理辦法。7月下旬，進入麥熟時節，那2400多畝小麥長得齊刷刷一陣風過，金浪滾滾。這時，上級催著開鐮收割。附近生產隊也熱火朝天地干開了。可汪炎炳覺得還沒到收割期。他沉住氣，天天蹲在麥田里觀察小麥成熟情況，隔天采一個樣品，測千粒重。結果，抓住火候，開鐮!豐產又豐收。平均畝產530斤，創造歷史**高水平，千粒重達到30多克，有的竟到40克!麥粒又大又飽滿，交到糧庫，保管員驚喜萬分。

　　1979年，汪炎炳擔任了紅興隆管理局科研所耕作栽培室副主任，潛心于“土壤肥力演變規律”的專題研究。他根據本地區20年的實際情況，結合美、英等國的科研成果，廣泛查閱資料，寫出了《對國內外十幾個國家少耕免耕的看法》的論文，在北方14省市高等院校耕作系教材寫作座談會上獲得好評。程全生是個孤兒，撫養他長大的姑媽一直心疼他，想給他介紹對象，勸他回到南方工作一次他回家探望，懇切地對姑媽說：“學農的離不開土地，北大荒正等待我們去開發，我要在北大荒安家，干上一輩子。”

　　隨著年齡的增長，宮英堤也頻頻接到福建老家兄弟的來信，每封信的主題都是“回家和“成家”。有一封信這樣寫道：“英堤：自從五二年你到南京上大學后，一直沒回過家，我們很想念你，侄子、侄女都還沒見過你這個叔叔。我們合計著給你物色了一個對象，是越劇團的，望你寄張照片來。我們還湊了500元錢，準備給你郵去作路費。”宮英堤感情的潮水激蕩起來了。他怎么不想和親人團聚，怎么不留戀山青水秀的故鄉呢?但，他按捺住自己的情感，沒有回頭，他已經把自己的幸福和理想溶進金燦燦的小麥和黃澄澄的大豆之中去了。

　　t962年，呂士恒和一個山東支邊姑娘結婚了。人們熱情地向他賀喜，但也夾帶著擔憂。原來呂士恒的父親早已去世，母親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大，母子情深。那時，母親一人在浙江老家縣辦工廠當工人，年過半百，視力減退，她很想兒子能回到自己身邊工作，好有個照料。兒子懂得母親的心情。他每月寄錢回家，寫信開導老人，說這里工作和事業需要他。母親退休了，他就把母親接來。但是，體弱多病的老人不適應北方生活。一年后，呂士恒只好讓自己的兒子陪同奶奶回南方生活。這些情況，讓呂士恒在南京的一些老同學知道了，他們張羅著要給呂士恒聯系調轉工作，都被他婉言謝絕了。他說：“在考慮家庭困難的時候，應該更多地想到國家的困難。我們是黨和人民培養起來的大學生，只能一心想著多出力，不能再給國家增加負擔。”

　　胡家錄則找了個沈陽農學院的女大學生，組成了美滿幸福的家庭。并有了兩個孩子，如今都是大學生了。

　　40年過去了。這六位被譽為南京農學院來的“六君子”，已經把他們的青春、汗水和他們的聰明才智，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這塊黑土地。

　　呂士恒從技術員、生產科長、農場副場長、農業處長，**后走上管理局局長的崗位。他還主編了《墾區五大作物高產栽培技術》一書。汪炎炳一直從事科研工作，曾主持《草甸土培肥技術研究》和“肥力監測”課題，他的論文曾獲省科協二等獎。他們都成了高級農藝師，胡家錄曾擔任八五二農場副場長兼總農藝師，吳楓則擔任生產科副科長，他們退休后仍發揮著余熱。

　　當年只身6人，在荒原安家立業，組成了6個家庭，又播下15顆種子。孩子們又組成了家庭，有了孩子們的孩子……

　　凡是在農墾勘測設計院工作過的人，都銘記1957年9月17日這一天，猶如一個人記住自己的生日，一輩子也忘不了。當年，農墾部長王震指示：在鐵道兵墾區的首府――密山縣，成立農墾部荒地勘測設計院密山分院，負責三江平原的勘測設計任務，為鐵道兵農場補上荒地設計這一課，也為擴建農場做好充分準備。

　　農墾部荒地勘測設計院密山分院，終于在密山以西的裴德小鎮誕生了。這是北大荒第一座勘測設計院，也是當年聚集知識分子**多的一個單位。在小鎮的坎坷不平的土路上走，隨便撞上一個，說不定就是大學畢業生，或是工程師。

　　設計院副院長陳林是從農墾部派來的，四十出頭的河北漢子，1936年曾就讀于北平朝陽大學，翌年參加革命，曾任晉察冀干校教導主任。來裴德鎮前，他是農墾部規劃設計處處長。陳林副院長走馬上任，帶了兩位得力助手。一個是43歲的工程師胡運樞。他是湖南人，1942年畢業于西北農學院。另一個助手是1952年西北農學院畢業生李重祥。這位陜西漢子，當年還不到30歲。他在農業部工作期間，曾參加過國營農場管理局制定的《國營農場建場程序暫行辦法》的起草工作，還參與了農業部主持的海南、山東(農建二師)、蘇北(農建四師)、湖北、河西走廊、黃河三角洲等地區的勘測設計工作，1954年，他受農業部委派，參加了籌建友誼農場的勘測設計，與蘇聯專家共事100多天，學到了豐富的知識。當組織上決定他來北大荒籌建設計院分院，他毫不猶豫地同妻子和兩位老人一起離開首都北京，到密山縣裴德鎮野草叢生的破房子安家落戶了。

　　這里，摘錄一段史料，從中可以看出當年這群大專學生走向荒原的歷史軌跡：“建院初期，人員來自四面八方，技術人員中，絕大多數是全國各大專院校的應屆畢業生和經過短期培訓的高初中青年。在“邊工作，邊建院”的方針指導下，他(她)們放下行李、書箱，在裴德鎮舉行了極為簡樸而莊重的建院成立大會，三天之后，便在老同志的帶領下，深入荒原沼澤，奔赴各自的工作崗位。這些應屆畢業生的來自：大連工學院11人，西北農學院8人，武漢水利學院23人，北京農學院19人，佳木斯農校29人……連同北京、新疆、公主嶺、南京等地來的技術人員共236人，其中工程師2名，技術員50名，助理技術員42名，大專畢業實習生69名……他們來到人跡罕到的荒野；所去之處，都是蒿草齊天、河流連片、泡沼連片、野獸出沒的地方。一切應用物資，均需人力背運，每人平均負重50公斤左右，重達3000斤的鉆機，硬是拆卸開來，用人力扛抬到工作現場。他們為了測點、定線、查面，冒著風雪，冒著漂垡陷身、泡沼滅頂、狼熊傷人等危險，終日在荒野里穿梭，泥水里跋涉，早晚蚊子叮，渾身上下，斑斑點點，到處是傷……他們不愧是新中國共產黨哺育下成長的一代青年，不愧為北大荒的尖兵。”

　　北大荒墾區五萬多平方公里的各種比例尺的地形圖，就是在這種艱苦的工作和勞動條件下，一點又一點，一線又一線地測繪出來的。這一個個點，一條條線，一幅幅測區，都深深地凝聚著這批青年學子的汗水和血水。

　　他(她)們表現出驚人的毅力和勇氣，以忘我的獻身精神，為北大荒作出了大量勘測、規劃、設計成果。他(她)們踏遍了每個測區，從興凱湖畔到黑龍江邊，從興安嶺山麓到嫩江兩岸，勘測荒原，選擇場址，化驗土壤，規劃土地，設計各種水利工程和土木建筑方案……同時還支援了內蒙古錫盟和呼盟、上海崇明島、賀蘭山區、云南西雙版納、海南島、越南民主共和國等的荒地勘測和農場設計工作。

　　跨進荒原的大學生們，一生都在圓黑土地的夢。他們一旦跨進了漠漠大荒，就渴望以自己的命運參與黑土地的命運，參與中國農業的命運，乃至參與人類建造現代化農業的命運。

　　他們中涌現出一大批杰出代表，其中有：1949年原東北大學農學院畢業生王明堯，畢生研究建立起一套適應機械化生產作業需要的新的農藝技術體系，創出一套“機械化綜合滅草措施”。這項農藝技術體系的推廣和運用，不僅解除了田間人工勞動之苦，并成功地控制了雜草對農田的危害，大大提高了作物產量。?這項適合機械化作業的防治農田雜草的農藝技術體系，歷經40年而不衰，仍然是現實生產力的一個基本成份。盡管后來化學除草劑大面積使用，但在發展生態農業、推廣綠色食品的生產中，它仍然是十分有效的技術措施。

　　1944年河南農學院農學系畢業生謝民澤，隨解放三團部分人員來到“八·一五”農場，九三機械農場試驗區技術員。“耙茬播種耕作法”是他耗時**長、費力**大的一項研究。

　　“耙茬耕作法”，即不翻地、實行耙茬耕作，也能打糧食。它能提高地溫，對北大荒采說極為難得的是，使土壤在夜間保持較高的溫度。這一耕作法的創造和推廣，震動了墾區內外，謝民澤的名字就被“謝耙茬”代替了。它標志著土壤耕作上的重大改革，’動搖了只有翻地才能增產的傳統觀念，打破了早年按蘇聯模式耕作的老框框！

　　1955年北京農業大學分配來的一對大學生，男的叫梁甲農，女的叫馮紫瑯。這對年輕人同窗學習，由相識到相戀，身影相隨，來到了友誼農場實驗站，主要任務是引進良種，進行適應性鑒定試驗，以便推廣。梁甲農擔任站長，主攻小麥；馮紫瑯任技術員，主攻大豆。人們親妮稱為“麥豆伉儷”。他倆在北大荒開始漫長的育種生涯，歷時近半個世紀。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天天如此，與風雨烈日作伴，與小麥大豆為伍。梁甲農根據北大荒生產實際，引人大量育種材料，進行雜交組合，利用“南繁”縮短育種時間。他帶領小麥育種組連續四年赴廣東、海南進行“南繁”，培育出10多種有希望的品系：墾149、鋼107、鋼108、墾紅5號、6號、7號、8號……馮紫瑯則帶領大豆育種組潛心研究，無論是播種、雜交、選育、烤種、收割，她都親自領大伙一起干。40多年來，她主持的大豆課題組，先后育成鋼201、紅豐2號、3號以至4、5、6、7、8號，紅豐超小粒豆一號等11個優良新品種，其中4個品種獲各級科技進步獎。一個品種獲中國農業博覽會優質二等獎，累計推廣面積1704萬畝，增產13637萬公斤，增加經濟效益13637萬元。一個品種被列為我國第一個此類出口創匯的新品種，共出口789噸，創匯31萬多美元。如今，這對“麥豆伉儷”都是古稀老人了，但他倆并沒有停步，依然在這場“馬拉松”賽中瞄準國際同行的新起點。

　　八一農墾大學農學系主任、老教授張之一，是1952年從云南大學農學院畢業后來到北大荒的。他從祖國的西南角到東北角，一直跟土圪垃打交道，從省土地勘測隊到農墾勘測設計院的土壤隊，繼而來到八一農墾大學農學系，帶學生下場實習，取土，化驗，分析……雙手都磨出繭子了。春暉夏暑秋霜冬寒，這位終身與土坷垃的打交道的人跋山涉水，櫛風沐雨，足跡踏遍了三江平原、松嫩平原、興安嶺和呼倫貝爾草原。漫無邊際的冰、水、泥交融的沼澤荒草地里，留下他跋涉的身影和足跡。每當夕陽西下，氣溫降低，被泥水沾濕的褲子，就和腿凍結成一塊，走起路來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晚上回來烤軟脫下，早晨出征還得穿上濕褲子。有時在樹林里過夜，地當床，草當褥，用雨布支起簡易小棚，就算有了個棲身之地。

　　夏季發硬的小帆布勞動服天天濕漉漉的，常常磨破被水泡得發白的皮膚，疼痛得鉆心。張之一的兩條大腿內側還遺留著疤痕。他寧愿邊工作邊拿樹枝搖晃驅趕蚊蟲，也不去戴那又悶又熱的蚊帽。立足之地處處是水，中午吃飯無蹲坐之地，只好邊走邊吃。荒草地那又臟又銹的水，是解渴的****之源，腹部隱痛便經常相伴。出征歸來，臉和脖子上都胖出一圈，這是蚊子的“戰績”。北大荒蚊子實在太多了，多得能將蠟火撲滅。張嘴吃飯，蚊子就搶先闖入嘴里，無奈飯和蚊子一起咽下。有人想出了一個高招，早餐飯前先點燃一堆柴火，人站在煙里吃飯。挨煙嗆也比挨蚊子叮咬要好一些。

　　他們就是這樣用自己的生命寫下了老一輩拓荒者創業的篇章。張之一和伙伴們踏遍了全省66個市縣和102個國營農場的片片荒原。1959年，他參加了全國第**次土壤普查。20年后的1979年，他又投入了歷時10年的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他不顧年老體弱和自身業務繁重，積極協助省土壤普查辦公室制定技術規程和土壤分類，親自參加密山、雞東、虎林三縣土壤普查的全過程。他撰寫《密山土壤》，又為《雞東土壤》、《虎林土壤》和《牡丹江土壤》審查定稿。在50多年的實踐中，他艱辛探索，努力攻關，取得了《白漿土形成機理及改良途徑研究》、《三江平原地區土壤資源遙感復查》、《三江平原土壤普查》、《三江平原中低產田利用改良規劃》等13項科研成果。他還參加過編寫全國統編教材《土壤學》(北方本)的工作。擔任《黑龍江土壤》一書的副主編。至今仍然擔任教學和科研，還兼任全國第二次土壤普查科技顧問和《中國之土壤》一書的編委。

　　呵，黑土地的早年大學生!他(她)們從書本走向荒原，從城市跨進黑土地，把北大荒的農業，放在縱向歷史與橫向世界的交叉點上，從零起步，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未來的農業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