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平原中部沼澤地的邊緣，有一個偏遠的小縣城。解放之初，人們戲謔地說它是：電燈瞎，電話聾，一條大街全是坑。可是，它卻有一個十分誘人的名字：集賢。集賢縣東去約40公里有一個小鎮，早年只有二三百戶人家，鎮里有油坊、洪爐之類的小作坊，多是村落自然經濟的產物，很少有外人來往，不見生機。可是，也有一個響亮的名字，叫做興隆鎮。1954年的一個嚴寒的冬天，小鎮在經歷了百年默默無聞之后，幾乎是一夜間便聞名天下。真是“群賢匯集”、“興隆”異常。她成了我國籌建大型機械化農場的總指揮部。車水馬龍，人流如潮。匯集了來自五湖四海的幾千人馬，在七星河畔的茫茫雪原上，拉開了創建當年被譽為“天下第一農場”和“中國農業鞍鋼”的會戰帷幕！

　　1954年10月12日，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率領的蘇聯政府代表團給毛澤東發來電文表示：“目前在蘇聯正實現著開墾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巨大計劃。經驗證明，進行這一工作**適宜的方式是組織國營谷物農場。愿意把蘇聯在這方面積累的經驗介紹出來，以表示中蘇兩國人民的兄弟友誼和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特請你們接受蘇聯人民贈給中國人民的，為組織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國營谷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當天，毛澤東復電，對蘇聯政府和人民這一重要的、巨大的、友誼的援助，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指出：“這個國營谷物農場不僅在推動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會起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且也會幫助中國訓練農業生產方面的技術人才和學習蘇聯開墾生荒地的寶貴經驗。”

　　中蘇兩國領導人的電文來往，立即得到了迅速的落實。周恩來總理親自籌劃此事，指示這個大型谷物農場的任務是：出糧食、出經驗、出人才。中央農業部在經過反復論證后，把眼光投向了北大荒。10月20日，組成了以東北國營農場管理局局長魏震五為首的國營谷物農場場址調查組，前往興隆鎮三道崗地區進行調查。

　　“十月革命節”前夕，11月5日，蘇聯政府派來幫助我國建設大型農場的專家、顧問共49人到達北京。這些專家顧問包括蘇聯農業部的尼?謝?馬斯洛夫，蘇聯國營農場部的馬?巴?尼科連科。我國政府也從中國科學院和黑龍江省調集40名專家、教授和技術人員其中有林業土壤研究所副所長宋達泉教授、黑龍江省水利專家柏德銘等。

　　中蘇兩國專家聯合組于11月8日從北京出發，晝夜兼程，11日到達集賢縣興隆鎮；13日，他們在簡陋的倉庫和草屋里組成若干小組，立即分頭進行野外工作。正值深冬嚴寒季節，三道崗荒原氣溫下降到零下三十七八度。每天凌晨，中蘇專家頂著晨星，冒著寒風，從興隆鎮出發，前往荒原腹地勘測。荒原無路，有時只得棄車跋涉前進。當年，《黑龍江日報》有一篇報道這樣寫道：“專家們在雪霧蒙蒙和嚴寒天氣里勘測是那樣的艱苦，從勘測鏡里尋找在寒風中搖擺的測旗。眼睛被寒風吹出了熱淚，很快在睫毛上結成了一串冰珠。臉被凍白了，手被凍僵了，做紀錄的筆順手掉在雪地上。為了探求土壤資料，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氣里他們刨開凍土，光著手一層層地剝取土樣。他們為農場的用水得到可靠的資料，在寒風呼嘯的夜里，不停地一處處打鉆。手拿著鐵器就像針扎一樣疼，稍有不慎，就會粘一層皮下來。

　　1954年除夕，土地考察組的測量隊員們仍在雪原里跋涉，做了**后一次場界測量。當夜幕降臨之際，他們興致勃勃地參加了隊友們剛剛布置起來的燭火輝煌的除夕晚會。會場上一支支蠟燭點燃起來了，來自祖國各地的年輕人盡情地唱著大家熟悉的歌子：《勘測隊員之歌》。有兩個分外引人注目的“歌手”，好像化了妝似的：一個在鼻子尖上涂了一塊青紫色的花斑，一個在前額正中印了一個核桃大小的青紋。原來這兩個年輕的測量員在野外作業時，一個看觀測鏡，鼻子尖被粘掉一層皮；另一個前額被凍白了，留下了疤痕。

　　接連50多天，他們踏遍了茫茫白雪覆蓋的荒地。在240公里原地界線上，埋下了164根大界樁。劃分了五個分場和十三個生產隊的地界，并對將要建設的堤防和田間排水渠道都做了細致的勘測。

　　荒原無電。中蘇專家們只好在興隆鎮的草房里，借著昏暗的油燈和燭光工作，精心繪制各種比例尺的地形圖、土壤分布圖和場區規劃圖……一個按照嚴密的科學程序進行的農場土地規劃設計方案，孕育成熟了。

　　1954年12月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通過了《關于建立國營友誼農場的決定》。正式命名為“友誼農場”，作為中蘇兩國人民偉大友誼的紀念。《決定》任命黑龍江省農業廳廳長王操犁為場長，并由王操犁、魏震五、張省三、陳劍飛、洪澍、韓玉等人組成建場委員會；建場委員會在農業部和黑龍江省人民政府的雙重領導下進行農場的籌建工作。

　　這是北大荒國營農場群中****由國務院任命的場長和建場委員會。顯示了這個大型機械化農場在娘胎里就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視。

　　于是，這個被譽為“農業鞍鋼”的會戰序幕拉開了!

　　黑龍江省郵電局派來了一支架線隊，冒嚴寒，頂風雪，挖坑豎桿，突擊架通了44公里長的電話線路，保證了農場及時同中央和省委的聯系。省運輸公司調集了1600多名運輸工人從樺南、依蘭、勃利等縣抽調千余臺膠輪大車和60多臺汽車，組成了龐大的運輸隊伍，支援農場基建施工。省交通廳的筑路大軍夜以繼日地搶修了從鐵路終點站福利屯通往未來場區的公路，全長60公里。合江地區組織一支水利大軍在七星河沿岸修筑堤防，完成永久閘至龍王廟堤段，全長19.8公里，解除了洪澇的威脅。鐵道部也開了綠燈，保證了蘇聯援助的農業機械2000余臺件，及時運抵福利屯。

　　與此同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組織紛紛選調農業干部、技術人員和熟練的農業工人，支援農場建設。吉林省農業廳副廳長王正林，接到調令時，妻子肖寒正在中央黨校學習，身邊四個女兒，兩個上小學，兩個在幼兒園。他二話不說，匆匆作了安排，就來到農場報到了。他擔任農場副場長兼農業總技師。到職后，他協助場長王操犁接待和安排來自各地的建場人員，接收各種物資和蘇聯支援來的農業機械。夜以繼日，辛勤操勞，同蘇聯專家一起頂風冒雪跑遍了全場各新建點。山東省東阿縣縣委第二書記雷慶巖，正在一個區里參加黨代會，會還未結束，就接到省委電話通知：調他到黑龍江省參加友誼農場建設。這個曾榮獲“人民功巨”稱號的年輕領導人，當晚趕回縣里，交代工作。第二天凌晨打起背包，告別懷孕6個月的妻子就上路了。到達集賢縣福利屯，農場臨時辦公地點設在小倉庫里，有半截小火炕。他剛放下背包，場長王操犁找他，說：“你49年就當組織部長，先把農場人事工作管起來吧。”就這樣，這位來自山東的“縣太爺”當上了農場第一任人事科長。北大荒農墾事業帶頭人中，原通北農場第一任場長周光亞、原寧安農場第一任副場長劉岑，都奉調來新建的友誼農場，分別擔任四分場場長和三分場副場長。中央農業部京郊農場管理局辦公室主任兼機耕大隊長馬連相，也奉調來農場，擔任分場機務工程師。

　　為了給農墾事業培養人才，中央組織部從河北、河南、山東、熱河(當時為行政省)、遼寧、吉林、黑龍江等七個省抽調了21名地縣級領導干部，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選調14名師團級干部。來到農場以后，地師級干部分別擔任總場和五個分場的正、副場長；縣團級干部分別擔任13個生產隊和總場科室領導。這些同志來農場前，身邊有警衛員，管理幾萬到幾十萬人，來后，住進了帳篷，帶領幾十個人開荒種地，誰也不挑工作，都愉快地接受任務。

　　農業部從北京農業大學選調了12名大學生，提前畢業來到農場，擔任生產隊的農業技術員。華東農機校、哈爾濱王崗農機校選派100名畢業生來農場，參加拖拉機手訓練班學習開拖拉機。還有從各省農場精選來的430名有經驗的機務、修理工人。

　　這是北大荒開發史上空前規模的會戰。

　　1955年5月2日。農場一分場二隊的田間作業站舉行了隆重的開荒典禮。綠色的宿營車當作臨時的主席臺，懸掛著中蘇兩國國旗和兩國領導人的畫像。場長王操犁對來自天南海北的拓荒者發表了講話：“黨和政府交給我場全體職工的光榮任務今天開始執行了……能否給國家增產糧食，能否為農民示范，并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起到應有的推動作用，都取決于目前的開荒!”他要求全場職工在兩個月內完成或超額完成兩萬公頃的開荒任務。接著，拖拉機手代表——來自王崗農機校的姑娘董延蘭上了臺，說話象個愣小子：“我們全體機務人員保證50天內完成或超額完成黨交給的開荒任務，向中國共產黨誕生三十三周年獻禮!”

　　在熱烈的掌聲中，由各分場組成的拖拉機代表隊的十臺嶄新的機車同時啟動。剎時間，機車的轟鳴聲響徹千古荒原。打頭的機車上插著一面紅旗，上面寫著“向七一獻禮，超額完成開荒任務!”接著另九臺機車相繼開出，同第**臺機車并駕齊驅，荒原上翻起了一道道黑色的沃土。沉睡的荒原蘇醒了!

　　友誼農場建場第一年，不僅完成了開荒2.34萬公頃(計劃2萬公頃)，還當年播種3400多公頃，收獲了360余萬公斤糧豆，經營利潤1.2萬元。此外，還建起了總場、分場、生產隊辦公室以及專家樓、農機修理廠、谷物加工廠、倉庫、發電站、職工俱樂部以及部份職工宿舍，建筑總面積達5萬多平方米。

　　友誼農場的建設，是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和嚴謹和科學態度相結合為特點的。她樹起了一面科學的大旗!一切按建場程序辦事，增強科學性，減少隨意性，制訂嚴格的規章制度，包括荒地勘測和規劃、農田基本建設規劃、耕作制度、經營管理中的定額管理、生產責任制、技師負責制，經濟核算制，1)255農機、農藝上的各種規章制度。當年，正是借鑒了蘇聯正規建場中的經驗，結合北大荒的具體實踐，形成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才使得這個農場在50—70年代成為北大荒墾區的一面旗幟，并出色地完成了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出經驗、出糧食、出人才”的任務。

　　友誼農場的誕生標志了北大荒農業機械化水平上了新臺階。建場的前30年，累計生產糧豆60多億斤，向國家交售商品糧30多億斤，還向墾區以至全國農墾系統輸送了數以千計的農場管理干部、科技人員和熟練工人。如果說，戰爭年代創建的通北機械農場是新中國成立削C大荒墾區的一個窗口；那末，進入50年代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創建的友誼農場，則是北大荒墾區農業機械化的新窗口了。

　　友誼農場的貢獻還在于：她打開了北大荒農場群由早年“勞動密集型”開始轉向“知識密集型”的通道，吸取了國外先進農業的經驗，結合國情和墾情，探索了具有北大荒特色的農業機械化之路，從而贏得了“中國農業鞍鋼”和“天下第一場”的美譽。

　　農場英雄輩出，群英薈萃。代表人物有：場長王操犁，他始終活躍在第一線，同副場長兼農業總技師王正林一起，陪同蘇聯專家深入現場，向拖拉機手問寒問暖，了解進度，檢查質量，并把紅旗插在優勝者的機車上。這位年輕場長老家在河南遂平，20歲便參加了抗日救亡運動。后赴延安，曾在馬列研究院、中央黨校任教。抗日勝利后，曾任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辦公室秘書、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以及中央東北局農村工作部處長和省農業廳廳長。這位性格內向的革命者，感到壓在自己肩上的重擔。從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便把很大的注意力轉向了來自“老大哥”異國的專家們。對這批包括農藝、農機、會計等各業務部門的顧問，他按照中央的指示盡快地將對方“一切先進經驗學到手”。他又要根據國情，對待蘇聯專家的經驗，來處理實際問題。

　　開荒動員會后的第二天，王操犁和蘇聯專家組長、場長顧問馬?巴?尼科連科一起來到了五分場。尼科連科是蘇聯政府國營農場部直接委派的老專家，在蘇聯有很高的威望和豐富的經驗。當他們走進五分場辦公室的帳篷，見分場及各隊干部工人都還住在分場，這位蘇聯專家就不滿意了。他要王操犁立即下令：“全部搬到開荒點去!”

　　分場場長李直原是農業部干校校長兼雙橋農場場長，他和所屬三個隊的隊長解釋說：荒地開化還沒達到能開荒的深度，開荒點上的單帳篷很冷，過不了夜。王操犁正耐心地聽取大家的意見，這位老專家就沖大家發火：“你們昨天在動員會上表態很好，諾言不實行，騙人!”

　　說罷轉過身來問王操犁：“你是農場場長，為什么不跟你的部下嚴肅點，說話老是笑咪咪的：他們能怕你嗎?”王操犁一看老專家生氣了?，便出了帳篷，耐心地向他作解釋：“說服教育是我們工作的主要手段。”

　　尼科連科長期在蘇聯國營農場擔任領導工作，對國營農場實行嚴格的集中管理制度，整個管理的核心，實行“一長制”：農場場長在場內是至高無上的權威。這種權威必須“震懾一切”。因此，聽王操犁反復和靄的談話，尼科連科真火了：“我要向你們農業部建議，撤消你的場長職務!”翻譯吞吞吐吐地把這句話譯完，王操犁仍然不動聲色地笑了笑。轉身走進帳篷，向李直和幾個生產隊長做了認真的工作交代。

　　過了幾天，季節到了，墾荒隊進駐各點。由于準備充分，一開犁便是高潮。到六月九日，全場12個開荒隊共開荒20200公頃，超額完成了預定計劃。中共中央和農業部都發來賀電。這時，尼科連科也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以俄羅斯民族特有的直率和豪放向王操犁表達自己的誠意：“中國同志的說服教育，很好，任務完成得真漂亮!”

　　初戰全勝，士氣大振。可是，萬萬沒有料到，1956年投入全面生產，就遇到嚴重春澇，加上新開墾的生荒地，樹根、草根多未腐爛，影響播種質量。眼看播期快過了，多數干部、職工主張晝夜突擊，甚至摘下播種機的開溝器，先播種，后復土；也有人搞單機直播，地干一片、播一片。連蘇聯專家也提出了類似意見。

　　王操犁同王正林坐車轉了五個分場的許多地號，和機務人員交談之后，果斷地召開了別急電話會，通知：立即停止不顧質量的搶播，集中力量，把播種準備做到好上加好。他說：“播種是為了打糧，錯過農時會減產，質量不好也會減產。我們有這么強大的機械力量，要沉住氣，只要有幾個好天，就成!”

　　果然，谷雨前后，天氣轉晴，不到一個星期小麥全部按質量標準播完。在麥收總結會上，慣于挑剔的蘇聯專家贊不絕口：“王場長，中國同志‘沃慶哈拉少’(俄語“很好”)。”

　　一旁的中國技術員說：“王場長的沉著；冷靜，是建立在充分調查研究基礎上的，王場長是‘胸有成竹’呀!”

　　蘇聯專家不解其意。年輕的翻譯卻把這句著名的中國成語翻譯成了“王場長肚子里有一根竹棍。”引得中外友人一陣大笑。

　　農場在研究遠景規劃時，一位被尊為“年輕老革命”的農場副場長兼農業總技師王正林，鄭重提出：規劃中劃出一塊墳塋地。他帶頭寫下了保證書：“死后尸骨埋在自己親手開發的土地上”。那年他36歲，決心為黑土地的農業機械化事業奮斗終生，25年后，那塊魂牽夢繞的黑土地，果然成了他永久的歸宿。

　　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童年時代的王正林，在北京(當時叫北平)念中學期間，耳聞目睹日本侵略軍在華北地區的種種暴行，便參加了著名的“12.9”抗日救國運動。19371年7月，蘆溝橋事變，高中剛畢業的王正林，為了不愿做亡國奴，南下抗戰，只身泅渡永定河，心里吟唱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壯歌。但，他發誓：一定要回來，要打到東三省!

　　到了武漢，跨進了抗日救國宣傳隊的大門，在連續的奔波宣傳活動中，被吸收入黨。當時，宣傳隊有一位叫韓連芳的秀麗而嬌小的姑娘，大伙兒都叫她小韓。姑娘很倔強，索性叫名字諧音改為“肖寒”。他們一起演講，“喚起民眾”，一起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共同的革命生涯，鍛造了共同的志趣和感情，就在鄂西地區的一個山洞里，結了婚。隨后，這對革命的青年伴侶，被派往新四軍創辦《拂曉報》，輾轉戰斗在豫皖蘇邊區。

　　抗日戰爭勝利后，王正林和肖寒帶著才一歲的女兒隨部隊向東北進發，從四季長青的江淮大地，跨人了冰封雪蓋的遼闊荒原。這位年僅27歲的縣委書記卻情有獨鐘地戀上了黑土地，在偏遠的寶清縣率領群眾剿匪、土改，動員和組織翻身農民開荒生產。他對當地干部說:“別看這里落后，窮，有這么好的黑土地，將來準有發大財的時候。”當時，有些人還以為這“外來戶”唱高調哩。當戰爭逐步向關內挺進，中央東北局抽調大批干部南下時，他卻主動要求留下。

　　1954年冬天，王正林剛任吉林省農業廳副廳長不久，連家都沒來得及搬，蘇聯援建大型谷物農場的消息傳來，他就一再申請，返回黑龍江工作，被委任為副場長兼農業總技師。

　　他真的眷戀這片荒蕪的黑土地啊。這時，妻子肖寒正在北京中央黨校學習，四個女兒剛在哈爾濱。他囑咐大女兒“要好好照顧三個妹妹”，便趕到興隆鎮來了。不久，肖寒從中央黨校畢業，調入友誼農場擔任黨委副書記。孩子們跟著父母來了，農場初創，沒來得及建學校，只好將孩子送到百里之外的集賢縣去寄宿。孩子們偶爾回家一次，一日三餐見不到爸爸，晚上盼爸爸，等爸爸，嘴里喊著“爸爸”進入了夢鄉。凌晨起來，只見到爸爸穿的那雙濕漉漉的農田鞋。

　　肖寒理解自己的丈夫，他雖然只是副場長、，卻兼任農業總技師。王正林二十年革命經歷中，農業機械化可還是空白啊。他要把各業蘇聯專家當作“拐棍”，在農業機械化的道路上學步，以備日后邁步前進。功夫不負有心人，從1954年冬天農場的勘測規劃，1955年的開荒、基建，到1956年正式投產一個完整周期，作為生產指揮部總指揮，王正林不僅熟知了農場管理的全過程，各種業務日記記了幾大本，還自學了從農藝、農機以至農場管理各個方面的專業書籍。他富有驚人的記憶力和很強的應變能力，兩年來，協助王操犁場長出色完成了各項建場和生產任務，而且成了管理農場的“專家”。

　　1957年春天，王操犁調離友誼農場，即將返國的蘇聯專家聽說國務院決定王正林繼任農場場長時，一再向農場的同志伸出拇指，以表達自己贊許之情：“哈拉少，沃慶哈拉少(俄語：好，太好了)。”

　　建場之初，專門為蘇聯顧問住宿修了兩幢“專家樓”。這兩幢玲瓏別致的小洋樓，矗立在農場場部的中心，有上下水道，衛生間，有統一供熱的取暖設備。當時可稱之為“高標準”建筑，就是40年后的今天，它仍然作為農場的高干招待所，包括鄧小平、李先念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先后在此駐足。1957年春天，蘇聯專家撤走回國，辦公室的同志準備把專家樓分給農場的領導居住。剛繼任農場場長兼黨委書記的王正林說：“專家樓嘛，外國專家能住，中國專家也能住。”在他堅持下，農場的幾位主要技術人員也搬了進去，其中有黨外人士。40年后強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今天，有關同志談及此事，仍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老淚盈眶。

　　也許是老天爺有意要考驗一下中國人對機械化國營農場的管理能力。蘇聯專家剛撤走，先是春雪偏大，接著春雨連綿，加上頭年秋澇，明水封冰，影響了秋翻地。開化之后，土壤水分飽和，機車下不了地，春播進度緩慢，到五月末才勉強播完小麥，十多萬畝大豆還沒動哩。當時，王正林正在黑龍江省委黨校學習。作為中央直屬并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農場，面臨嚴峻考驗。農墾部和省里通知王正林立即返場。這時，農場的“整風”正在進行，“鳴放運動”也已開始。有的說：“農場場址選錯了，澇洼溏哪能種莊稼?”也有人建議將農場改建為“畜牧場”。一些技術人員則認為應該興修水利，排水治澇，而另一些人則拿出文字根據說明：由蘇聯專家主持制定，并經國務院批準的《建場規劃》，“必須以黨紀國法確保實施，任何人無權更改。”面對紛紜繁雜的意見，這位新場長果斷決策：整風鳴放運動暫停，機關干部除留少數必要人員值班，大部下到生產隊，并從黑河地區引進早熟大豆品種，集中力量排澇搶播。

　　友誼農場當年生產的被動局面，引起了普遍關注。全國人大視察團、農墾部專家工作組、黑龍江省委調查組先后趕到。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記者，當時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女婿阿朱別伊也專程采訪。王正林對所有的調查團、來訪者，滿懷信心地告訴他們：“友誼農場建場方案總體上說是正確的。但是，這里是原始荒原，從來沒有過水文、氣象資料。蘇聯專家那年搞土地規劃，適逢大旱，又是冬天枯水期，對低濕地的排澇未能充分考慮。現在發現了問題，立即動手，重新搞水利建設。‘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嘛!”

　　當年夏天，農場成立了水利指揮部，開始興修水利工程，并從省里水利機械施工大隊請來專業施工隊伍。這個施工隊經費緊張，成員又多是山東姑娘，王正林便決定請他(她)們全力投入農場水利建設，所需經費由農場支付。兩年以后，這批女青年大多數在友誼農場找了對象，人走不了啦，機械設備也劃歸友誼農場。省里有關部門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而農場卻在三年水利會戰中，基本治理了水澇威脅，成為北大荒50年代到60年代上百個農場中少有的“常盛不衰”的基本保證。

　　友誼農場首批創建者中有一位農業技術員引人關注：她是全場****帶著嬰兒的年青女性；是****從國外高等學校農業專業畢業的歸國留學生；她還是友誼農場****與中國**高決策層有血緣關系的工作人員，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和夫人蔡暢的女兒——李特特。

　　國務院決定建設蘇聯援建的大型谷物農場的消息傳開時，李特特從蘇聯季米里亞捷夫農學院畢業回國才兩年，正在北京市華北農業研究所工作。她聞訊立即申請參加這一令人響往的事業。在得到家里的支持后，她不顧家人把嬰兒留京撫育的勸說，硬是帶著僅滿三個月的嬰兒來到哈爾濱。負責籌委會的同志了解她的簡歷后，非常高興，但看她懷里還抱一個嬰兒，便有些猶豫。因為籌建中農場，連一間房子也沒有。這個從國外歸來的“大知識分子”帶著個哺乳期的孩子怎么工作呢?

　　李特特誠懇地說：“兩年前，我在紅場向列寧墓前告別時，就下決心將所學知識報效新生的共和國。為了使我在蘇聯所學的理論更好地聯系我國農業生產實際，我早就向研究所提出過到農村去熟悉情況。因為懷孕，有了孩子，拖了下來。現在是絕好的機會，有多大困難我也不會放過的。” 。

　　王操犁一聽情況認定李特特是建場中急需的人才，又懂俄語，便留下了。他在哈爾濱幫她找了個年輕的保姆小胡，一起來到建場臨時指揮部的所在地集賢縣。那年冬天，李特特除了參加籌建中的農場勘測設計和規劃外，還以獨具的技術和外語優勢，成為中蘇雙方交流思想或形成文字的“**受歡迎的人”。

　　“大開荒”開始了。作為五分場農業技術員的李特特，帶著孩子和保姆同拖拉機手們一起擠進了作業點的一間臨時性茅草屋。墾荒的生活特別艱苦，但看著那枯黃的荒原一天天地縮小，黝黑的織錦般垡片逐漸地鋪向天邊，年青的女技術員興奮極了。

　　她長期在蘇聯生活養成的“潔癖”，把草屋收拾得整整齊齊、干干凈凈，插上野外帶來的鮮花，嘴里還不時哼著當時流行的俄羅斯歌曲：“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不久，年青的母親沒奶水了，不得不強行“斷奶”，用大楂子米湯和菜湯喂嬰兒，有時吃窩窩頭，就把它放在鍋里熬爛后再喂孩子。營養跟不上，醫療衛生條件又差，孩子得了痢疾，好些天控制不了。李特特心疼極了，但她是個要強的女性，既沒向農場提出任何要求，也沒耽誤片刻工作。工人實在看不下去了，向她推薦了一個偏方：將饅頭烤焦碾碎煮成糊喂孩子。李特特如法泡制，果然見效。許久未聞的“喀秋莎”的歌聲，又在草原上蕩漾了。

　　每天“三班倒”的荒原“小鬼”，實在令人難以招架。黎明即起的小咬，烈日當頭的牛虻，陰天和傍晚以后的蚊子，長期以草汁充饑，一旦碰上了人，便群起而猖狂地進攻。李特特這位來自首都科研機關的“知識分子”，失卻了自我保護的能力。但是，**讓她難以忍受的是這些“小鬼”對孩子的進攻，它們鉆進蚊帳，把不滿周歲的嬰兒咬得渾身密密麻麻的疙瘩，疼二得哇哇亂叫。這時，她的心象刀子剜了似的。晚上，酣睡的孩子又讓蚊子咬哭了。李特特怕影響女伴們的休息，便坐起來，強打精神，不停揮動毛巾，給孩子驅趕蚊子，直到東方發白。保姆小胡醒了，孩子睡了，她卻顧不上打個盹兒，又下地去了。

　　又一個春天到了，農場按照李特特的建議，讓她籌建農業試驗站，配備了四名技術人員、部分工人和相應的農機具。還專門給她們分配一輛田間適用的活動宿營車。她帶著孩子、保姆以及另兩位女技術員住進了一間五平方米的隔間，除了兩個上下鋪之外，還可搭一個小桌辦公，孩子則睡在一個木箱里。

　　試驗站一開始困難重重。四個成員都是剛離開學校的青年學生，有些書本知識，但缺乏實踐經驗。遇到有關農藝、農機的實際問題，就靠大家集體研究，從教科書中去找答案。實在搞不懂，就去請教蘇聯專家。作為負責人，李特特忙得不可開交。在完成實際課題的同時，還提出了實驗站的方針任務，并籌備試驗場地、試驗室和設備。

　　就在這時，保姆小胡回家探親了，孩子成了她工作的累贅。她把自己睡的床綁上木桿，狠狠心把孩子圈在里邊。有人在身邊，一歲多的孩子把住欄桿挪步，倒也高興。可是，一離開，孩子就拼命地哭。后來每當她把孩子放進欄桿，孩子就緊緊地抓住她的手不放，又喊又哭。年輕的母親含著淚掉頭走了。孩子的哭聲引來了過往的工人，這個叔叔逗逗給一塊餅干，那個阿姨抱抱喂一顆糖塊。有的干脆把孩子抱走，到天黑才送回來。開始，李特特還有些擔心，慢慢地，她也習慣了，放心了。乘抱走孩子的空隙，她抓緊料理工作和家務。

　　有一次，一位拖拉機手在草原上抱回小狍子崽，特意送到宿營。孩子見了，十分高興，又拍又抱，還拿自己的饅頭、餅干喂它。李特特上班時，還特意把它放在孩子身邊，讓他們在床上玩。可惜，高興了不幾天，這失去母愛的小動物，無法接受人們的關照，默默地死去了。它帶來短暫的歡樂也隨著消失。

　　金色的秋天到了。這是農場正式投產的第一個秋天，品種名為“滿倉金”的大豆，在曬場上堆成了座座小山。李特特把愉快和母愛揉和一起，把孩子抱到金色的豆山上。已滿兩歲的孩子從下往上爬，爬著爬著又滾了下來。攤曬的工人們不時逗逗，孩子自由自在地玩，抱他也不愿走。年輕的母親索性托付曬場的叔叔阿姨照看，自己忙活試驗站的工作去了。

　　兩年墾荒生活，倏忽之間過去了。農場的建設已初具規模，當年依偎在母親襁褓中的嬰兒已長得虎虎勢勢，能在媽媽跟前蹣跚學步了。但是，草創中的農場短期內還很難妥善安置幼小的孩子。農場領導為此煞費心思，也無法解決。這對一個事業型的年輕母親來說，太苦了!當時，黑龍江省委書記來農場視察時，專門到李特特新分到的平房里看望，再三問她有何打算，并透露出動員她返回北京的意圖。可是，她留戀北大荒，難以割舍她曾付出過熱汗和心血的“中國農業的鞍鋼”，難以離開她苦心籌劃、并切合自己學業的農業試驗站。她直率而明確地表態：絕不半途而廢!

　　不久，她突然接到通知，調回北京。她愣了，想提出請求免調留下。后來，有關方面向她詳細說明：新成立的中國農業科學院籌建原子能利用研究室，這是國內首創的研究領域。李特特在蘇聯學習時曾經涉獵并有所成就，她思慮再三，同意了。但還是橫下心來，認認真真地寫完了試驗站籌建總結，提出了下一步建站和課題計劃，才依依不舍地告別了農場和伙伴們，踏上南下的列車。這已是1957年的事了。

發表于 @ 2008年06月03日 18:41:00 |點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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