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隆重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展示農業機械化在改革開放中取得的成就和貢獻、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弘揚農機化行業人士不懈奮斗、與時俱進的精神風貌，中國農業機械化協會開展了“紀念農業機械化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征文活動。活動得到了廣泛響應，各界人士積極投稿，參與活動。經組委會初步審核，決定遴選部分優秀文章加以刊發，以饗同仁。

改革開放助力農機化工作創新

　　作者簡介：王永鳴

　　原浙江農機化報社總編輯

　　我們浙江省臺州市位于東南沿海，也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之一，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企業實行股份制等等，均走在了全國的前列。我們農機系統也不例外，在改革開放初期也創新了不少工作辦法，比如區、鄉農機管理站創辦農機化服務公司，解決了農機員經費不足等問題，此經驗被全國推廣，臨海市上盤鎮農機管理站的徐永新正因為此項工作突出當選了全國勞動模范。

　　在隆重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我作為親歷者和見證者，從另外一個角度講述兩件事來說明我們是如何在改革開放中受益的。

　　成立農機監理機構

　　眾所周知，在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沒劃歸公安之前，是由交通部門負責的，而且實行垂直管理，但在改革開放的強勁東風吹拂下，使我們臺州在拖拉機的安全管理的職能上改寫了歷史。

　　1981年的下半年，三門縣的一輛手扶拖拉機在縣政府大門口由于超速行駛，當場撞死了縣檢察院的檢察長，此事件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當時我所在的臺州地區農機局領導們異想天開向臺州地區行政公署打報告，提出拖拉機的安全管理職能從交通監理部門劃歸給農機部門來管，理由是交通部門人少、線短，而農機部門有縣、區、鄉農機管理機構，人多、面廣。

　　臺州行署的領導們對這個報告很重視，認為在改革開放中可以打破舊框框，創新管理模式，認可了我們提出的理由，很快就批復了這個報告，同意我們提出的建議，下文決定地區成立農機管理所，各縣(市)成立農機監理站，承擔拖拉機及駕駛員的安全監理工作。

　　文件明確拖拉機駕駛員的培訓發證，年檢、年審，拖拉機的全部事故處理(拖拉機單獨事故由農機部門處理，拖拉機與汽車發生事故由雙方到場共同處理)，農機部門可單獨上路檢查。這樣一來將原交通監理部門的職能全部劃歸到農機部門了。

　　這在當時的浙江省乃至全國是沒有的，這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1982年初，臺州地區及各縣(市)的農機監理所(站)正式掛牌開展工作。浙江省農機局也非常支持，給我們獎勵了一萬元錢，縣里獎勵五千元錢，地區農機監理所購買了一臺北京吉普車，縣里配備了側三輪摩托車，那時可真威風。

　　但工作壓力也相當大。為了降低事故，我們是沒日沒夜上路檢查，尤其是事故的處理難度相當大。但我們頂住了壓力，克服了困難，使農機安全監理工作有聲有色的開展起來，效果也非常明顯，受到各級政府及社會各界的贊譽。

　　在開展正常的農機安全生產管理工作中可說是順風順水的。但在換發拖拉機牌照及駕駛員的駕駛證中卻遇到了極大的阻力。

　　1983年，我們為了順利開展此項工作，確定放黃巖縣搞試點，并取得了黃巖縣政府的支持。縣政府專門下發了拖拉機及駕駛員換牌、換證的文件。

　　正當我們熱火朝天干的起勁時，黃巖縣的周邊一些縣(市)的交通監理部門對我們換發的牌、證不予認可，采取扣牌、扣證，說是浙江省交通廳要求遏制的，怕這項工作在全省漫延。

　　黃巖縣農機監理站的壓力非常大，每天應付來投訴的機手，要求將原牌、證發還給他們，我們也經常接到了黃巖縣的電話告急，此事如不及時處理，換發牌、證工作就無法繼續開展下去。

　　為此，作為監理所負責人的我去向地區交通監理處交涉，他們說沒辦法答復，也承認是省里這樣布置的。

　　既然這項工作是我們地區部署的，發生了問題也應該承擔責任。在當時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我決定采取極端的手段反制。

　　我帶上幾個人到黃巖上路檢查，對哪個縣扣了我們發的牌、證的貨車進行報復，那一天當場查扣了鄰縣的4輛大貨車關進停車場，理由是蓬布遮擋了放大號碼。

　　我告訴黃巖站的同行，此行為是地區農機監理所所為，也是我個人的決定，與黃巖站無關，責任上推。

　　這樣一干，事情就鬧大了，被扣車的一個縣向行署投訴，告我們農機監理所越界執法。為此，扣車的第二天臺州地區行署分管副專員專門召集相關部門開會來解決此事。

　　會上交通部門對我的攻擊之力是非常大的，說我無權查扣貨車，要為此承擔責任。我的理由是我是臺州地區交通安全委員會的成員，持有浙江省交通安全委員會所發的檢查證，對一切違章的車輛均有檢查權。而你們交通監理部門也無權查扣我們發的拖拉機及駕駛員的牌、證。

　　雙方爭論很大，各說各個理。分管的副專員聽取了雙方申述后表態，雙方都不得扣車、扣證了，扣了的要放掉、送回，此事就這樣迎刃而解，我個人的擔心也消除了。

　　黃巖的成功經驗，為全地區的全面鋪開打下了基礎。所以說沒有改革開放，臺州的農機史上也沒有這一筆的記述。

　　創辦農機報

　　1988年，單位的一位領導找我談話，說想創辦一份農機雜志，問我有沒有意向。因為我平時在工作之余喜歡搞點新聞報道，文章也時常見諸報端，在當時也小有點名氣，我立馬就答應下來。

　　在籌辦過程中，我覺得辦雜志還不如辦報紙，報紙的影響面大，當時的新聞媒體宣傳農機的很少。

　　我記得那時的農機部楊立功部長的一句話，說是農機部門母雞多、公雞少，只知道付出，不知道吶喊。

　　當時的全地區僅有一份《臺州日報》，當我提出要辦報紙的設想，有些人就覺得不可思議，認為是不可能的事。但領導們卻很支持，要我自己去爭取發行的刊號。

　　這不是一件輕松的事，但經過多方努力，取得了臺州地區宣傳部和浙江省新聞出版局的支持，獲得了發行的刊號。

　　在申報刊號中，對于報紙如何冠名又動了一番腦筋。當時全國僅有一張《中國農機化報》，而且又是機械部所辦，以報道農機工業為主。如果我將報紙以臺州冠名就太局限了，對今后的上升發展肯定帶來不利。因此，我將報名暫定為《農機化服務報》，為以后升級為省級報埋下了伏筆。

　　刊號獲得后也就是說可以出報了，但我并不滿足，沒有正式的機構對外叫不響，也會影響正常的工作開展，我又為此去爭取。

　　我利用當時的行署專員與我父親同住一幢樓的關系，在父親的介紹下，有一天晚上我直接到專員家求助，因為專員兼任編制委員會的主任，他聽了我的請求后當場表態，說明天編委會就有一個會議，商定編制的事，我將你們的單位列編上，然后讓你的上級部門補送一份報告，就這樣報社被正式列編了。

　　經過1988年下半年的幾期試刊，1989年1月報紙正式創刊了。當時的報紙僅在臺州范圍內發行，期發數也就是幾萬份，根本滿足不了我的"野心"。為了讓報紙上升到省級層面，我決定每期給全省各市、縣(區)的農機部門領導贈送報紙，并搜集全省相關農機方面的信息來刊登。

　　時間一久效果就出來了，全省好多地方遇到一些會議或活動就邀請我們前去采訪報道，外地區發來的稿件也越來越多了，使報紙的內容也更豐富。

　　經過近兩年的努力，報紙的影響面越來越大，全省各地要求將報紙升級為省報的呼聲非常強烈。浙江省農機局的領導也經常聽到這種反映，也認可這份報紙的作用，決定與我們合辦這張報紙。省農業廳批復了省農機局的合辦報告。

　　1991年報紙的編輯委員會成立，主任由省農機局的局長兼任，副主任由臺州農業經濟委員會主任擔任，各地(市)農機局領導為編委，并在各地(市)設立通訊聯絡站，由局(站)長擔任站長，報紙改名為《浙江農機化報》，報紙的期印數也迅速從幾萬份增加到16萬多份，我的愿望終于實現了。

　　報紙創辦后確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是大家普遍認可的，我也例舉兩件事來說說。

　　1995年，溫州市的永嘉縣有關部門作出決定，禁止拖拉機進城，一經查獲就罰款，這與當時的政策是不相符的，機手抵觸情緒很大，當地的農機部門出面交涉根本沒用。為此，永嘉縣的農機管理部門向我們提出要求，讓我們出面幫助解決。

　　我應邀赴永嘉直接找到一位常務副縣長，將當時省里有關部門的文件精神向這位縣長進行了解讀，提出這個禁令是不對的。他聽了后也當場表態停止執行。

　　我回來后將此內容見了報，永嘉的機手拿到報紙后非常高興，將這份報紙隨身攜帶，如遇檢查就亮出報紙，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我們在辦報過程中，應各地的要求，由他們出錢給政府的分管領導及相關部門寄送報紙，使他們能及時了解農機化工作的信息，也知道農機部門的作為以取得他們的支持，效果也顯現出來。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紹興縣的新農機發展迅猛，尤其是聯合收割機的擁有量大增。我們也是從一位通訊員的來稿中獲悉，覺得很有必要加以總結推廣。

　　為此，我們聯系了紹興縣政府分管農業工作的一位常務副縣長，請求當面采訪，他很樂意接受了我們的要求。

　　在交談的過程中，他說本縣的新式農機具為什么能快速發展，主要是縣政府出臺了補貼政策，對購買新農機的由政府給予補貼，極大的調動了農戶的購機積極性。

　　而出臺這個政策就是他看到了我們報社所刊登的寧波某縣新式農機具發展的報道，從中受到了啟發，認為紹興縣經濟較發達，財政比較寬余，也應該反哺農業，讓農民從中受益。為此，他積極游說，促使了補貼政策的出臺。

　　他稱贊我們的報紙辦得好，尤其是給他們這些領導贈報，從而掌握了農機方面的信息。

　　由于紹興縣自身的努力，后來被列為全國全程農機化工作試點縣。

　　綜合上述，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地的浙江，40年帶領改革風氣之先，立開放波瀾潮頭的精神確是可圈可點。

　　雖然那時的領導干部年紀普遍偏大，但他們接受新生事物一點也不含糊，勇于打破舊框框。如我所述的兩件事，如放在改革開放之前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覺得有必要整理成文加以紀念。

文章來源：中國農機化協會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