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yōu)糧好賣、普糧賣不動，中央糧銷得慢、地方糧銷得快，新糧好銷，舊糧難賣……”這是《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從武漢、哈爾濱、長沙三大糧食交易中心調研了解到的我國糧食去庫存過程中的難題，背后折射出我國政策性庫存結構性矛盾加劇、農業(yè)結構調整不平衡的深層次問題。

　　一些基層干部和專家建議，我國糧食高庫存的問題癥結在政策的頂層設計上，關鍵出路是在供給側改革上，要破解歷史高庫存問題首先要有序推進價格，同時放活金融政策，頂層設計上做好糧油收購的金融配套改革。

　　這里的交易廳很冷清

　　在哈爾濱國家糧食交易中心，《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政策性糧食的交易率非常低，截至目前，全省拍賣糧食680多萬噸。該中心負責人郝大軍介紹，2012年以來，我們成交總量是2500萬噸，平均每年是600萬噸左右，今年已經超過了年平均量。

　　在水稻主產區(qū)湖南，盡管當?shù)匾膊扇×水a銷對接等多種途徑加快去庫存，但是難度仍然非常大。長沙國家糧油交易中心副主任廖新偉介紹，今年以來截至目前，整個交易中心成交的稻谷只有區(qū)區(qū)1.5萬噸。“如果考慮到這兩年總共收了幾百萬噸稻谷，這點成交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廖新偉說，現(xiàn)在的交易廳幾乎是“常年不開門”，**近兩年**火爆的一次是去年1月6日到8日，成交了20多萬噸，那是因為當時政策規(guī)定買每噸稻谷按比例搭配進口配額0.84噸。商家為了進口配額來拍糧，但是今年這個政策取消了，所以如此冷清低迷。

　　位于武漢鬧市區(qū)的武漢國家糧油交易中心，記者近期調研看到，柜臺只有工作人員，而交易大廳空空蕩蕩。據(jù)工作人員介紹，現(xiàn)在交易中心實行網上交易，整個拍賣過程包括繳納保證金都可以在網上操作，所以交易中心一般難得見到拍糧的客戶。在年初加快去庫存工作的部署下，今年湖北糧食去庫存工作好于去年。

　　來自武漢國家糧食交易中心的**新數(shù)據(jù)顯示，10月份，武漢國家糧食交易中心成交各類糧油11.96萬噸，其中國儲成交10.54萬噸；地方儲備成交1.42萬噸。截至目前，今年成交各類糧油超過240萬噸，已經超過2015年全年的成交量。該中心副主任劉立光介紹，今年省里通過多種措施加快去庫存進度，“今年去庫存效果不錯，但整體情況仍不容樂觀，中晚稻的去庫存壓力**大。”

　　從全國情況來看，今年以來政策性糧食去庫存弱于上年，成交率微乎其微。來自中華糧網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2016年6月至9月中旬，國家臨儲小麥累計投放數(shù)量3756.9875萬噸，實際成交數(shù)量10.8492萬噸，平均成交率僅為0.29%；相比之下，上年同期平均成交率1.61%。

　　業(yè)內人士表示，去庫存總體不樂觀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今年在整體去庫存的大背景下，稻谷市場供應增加，市場需求動力不足，加上國儲早秈稻起拍價一直未調整，使拍賣市場早秈稻價格始終高于市場流通早秈稻價格，市場主要需求端轉向采購新糧。二是東南亞廉價大米價格仍低于國內米價，對早秈米市場沖擊較大。三是今年大米進口配額發(fā)放較去年提前，短期內大米進口量減少無望。

　　“政策性庫存”凸顯三大矛盾

　　湖北省糧食局副局長馬木炎表示，造成糧食庫存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堅持的順價銷售政策，掛牌銷售價遠高于市場價格，導致**低收購價糧食特別是稻谷銷售困難，**低收購價糧食庫存“進多出少”，庫存逐年積壓。

　　三大糧食交易中心負責人分析認為，庫存短時難以消化，主要原因是國內糧食呈現(xiàn)出“四高”特征：產量高、庫存高、價格高、進口高，“四高”相互作用、相互掣肘，不斷加大我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壓力和難度。

　　但是從三大交易中心的交易數(shù)據(jù)來分析，業(yè)內專家認為其中凸顯了“政策性庫存”的三大結構性矛盾，背后是去庫存的改革方向和出路探索。

　　第一，新糧出庫快，舊糧無人問。以水稻為例，武漢國家糧食交易中心交易的221萬噸糧食中，水稻為65萬噸，幾乎全部是2015年的稻谷。“2013年的稻谷一斤也沒拍出去，2014年的稻谷拍出去2.34萬噸，微乎其微。”劉立光說。

　　第二，優(yōu)質糧即拍即賣，常規(guī)稻幾乎流拍。廖新偉介紹，長沙交易中心今年拍出的微乎其微的稻谷主要是2015年和2014年的托市糧，以晚稻、優(yōu)質稻為主，早稻基本上無人過問。

　　在湖北，“優(yōu)勝劣汰”的行情更為突出。馬木炎表示，托市糧雖然看不出品種，但是從地域上我們能看出優(yōu)勝劣汰的差距。“湖北的荊州、荊門、漢川是傳統(tǒng)的優(yōu)質稻產區(qū)，這里收的糧食都能拍出去。這幾年，漢川的情況**有說服力，每年都能把上一年的托市糧全部拍出，根本不存在高庫存、倉容不足的困擾。這說明根子上是我們的結構問題。”

　　第三，地方庫存易去，中央庫存難消。主要是中央事權和地方事權糧食對應的政策不同，以及執(zhí)行權限的機制不同。中華糧網高級分析師石彥表示，中央事權的糧食拍賣計劃在國家，而地方事權的糧食拍賣計劃在省一級政府，兩相比較，前者不如后者靈活。

　　以湖北地方臨儲小麥為例，由于去年小麥受災，省政府對不完善率超標不能進入國家托市的小麥啟動了省級臨儲。去年12月開始，湖北省政府便啟動拍賣當年省級臨儲小麥，到今年3月，總計15萬噸的臨儲小麥基本消化完畢。在湖北10月份的拍賣交易中，國儲糧的成交率**高不超過3%，大多拍賣計劃流拍；而地方儲備的拍賣成交量基本在100%。

　　湖北省糧食局調控處副處長李進說，省級臨儲小麥質量不好，所以更要盡快拍賣出庫，差不多均價1.1元拍出去，虧損控制在**小。“這批糧食如果按照國家計劃來拍，現(xiàn)在估計一粒未賣，而且財政虧損更大。”

　　須從改革與配套兩方面破解

　　從交易數(shù)據(jù)折射出的結構性矛盾來看，糧食系統(tǒng)干部以及業(yè)內專家認為，加快去庫存進度，解決政策性糧食高庫存的問題，既要加快頂層改革，又要出臺放活金融、調整農業(yè)產業(yè)結構等配套政策。

　　第一，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一方面以普通糧市場價位參考，逐漸調低**低收購價。廖新偉、劉立光等認為，要保證主糧絕對安全，水稻和小麥仍要繼續(xù)實行**低收購價制度，但是**低收購價要逐漸調低，并且要以普通糧的市場價為參考依據(jù)。一般來說，**低收購價能**終調到普通糧的市場價偏低一點的水平，是比較合理的。

　　另一方面，取消托市糧的“順價銷售”規(guī)定。當前去庫存艱難的一個關鍵就是國家制定的起拍價過高。湖北省糧食局對糧食加工企業(yè)做過一個調研，結果顯示，按照目前的稻谷和大米行情，100斤稻谷企業(yè)僅有2.05元的毛利，扣除稅收、利息等成本，行業(yè)無利可圖。石彥告訴記者，全國大米加工廠的開工率旺季也就過半。“市場主體都沒了，市場還有嗎？”因此，多位市場人士都呼吁，調低托市糧的起拍價，與市場價接軌，早出庫財政就少虧，越晚出庫財政虧損越大。

　　第二，放活金融政策，讓有條件的商業(yè)銀行參與糧油購銷的政策性貸款業(yè)務。基層糧食干部普遍反映，當前糧食購銷領域的抽貸、惜貸已經到了非常極端的程度。今年長江中下游洪災嚴重，湖北等地啟動小麥的省級專項收購，收儲國家不托市的等外糧，但是9月30日小麥收購即將結束，而目前全省僅7家企業(yè)拿到農發(fā)行的貸款，“銀行不輸血，連省級專項收購都進展不順。”

　　李進說，實際上，很多商業(yè)銀行非常想進入這個糧油政策性貸款領域，因為總體而言，糧油收購的政策性貸款資金風險可控，且有利潤可言，只是目前農發(fā)行目前一家獨攬，商業(yè)銀行想進而不得，如果放開這個限制，糧油市場的購銷會更加活躍起來。

　　第三，繼續(xù)加大農業(yè)結構調整，鼓勵農民種植優(yōu)良品種，提高糧食品質。從交易中心的拍賣情況來看，優(yōu)質糧食受到市場認可和接受。但由于**低收購價制度不體現(xiàn)優(yōu)質優(yōu)價，近年來優(yōu)質糧的種植面積不斷萎縮，這也加劇了高庫存的內在矛盾。因此從長遠看，要解決我國糧食結構性矛盾，仍然要堅持農業(yè)生產結構調整。

　　此外，一些干部還建議將糧權適當下放，允許地方擁有一定自主權。郝大軍、馬木炎等認為，中央已經明確了糧食安全省長負責制，去庫存和托市收購等政策的一些權限應該給予地方更多權限。馬木炎建議，下放權力的同時，中央財政該支持的還是要支持，比如專項資金，比如金融貸款政策，“決不能一句省長負責就什么都不給，中央和地方要協(xié)調好責權利的關系，同時加強對地方的監(jiān)管。”